今天的《有邻》，讲述的是麒盛科技（.SH）董事长唐国海的故事。

从“上山下乡”，到改革开放，今年67岁的持续创业者唐国海完整参与了中国“从计划走向市场”的重要历史进程。

年，唐国海在生产大队工作天，收入仅为元，眼睁睁望着父亲身患重病离世却无可奈何。

受此刺激，出身贫苦的他遂抱定一个念头：技术造富。

在那个规则尚处混沌的年代，唐国海的创业路不可不谓筚路蓝缕：

年，他通过生产汽车模具，赚到人生中第一桶金万元；3年后，他一榔头一榔头地敲出了中国民企的第一辆民用轿车，比李书福第一辆吉利轿车的下线时间早了整整6年。

然而造化弄人，唐国海苦撑8年、挥毫数千万的汽车，虽然通过了国家技术测试，却始终无法进入国家管理的汽车生产目录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忍痛舍弃造车梦后，他转做电动座椅、智能电动床。如今麒盛科技每年卖出万张智能电动床，年营收24亿元，稳居世界第一。

这位常常自称“很笨”的创业者，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一句叮嘱“老实人做老实事”，眼里只有技术。

唐国海用他近40年的创业历程，向我们述说了一条质朴的人生道理：专注执着的“笨小孩”，永远都没有被老天放弃。

口述：唐国海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正和岛岛邻

采访：徐悦邦

来源：正和岛（ID：zhenghedao）

生产队没有一人肯运的肥料，我却自告奋勇

年，解放后，我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多子女家庭。家里7个兄弟姐妹，我排行老五。

我父亲曾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，后来在50年代的银行改制中下了岗，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。一家9口人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人维系。

小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清贫：

5、6岁时，每天天刚泛鱼肚白，我就拖着困倦的脑袋，起床帮家里研磨豆腐，在家门口支起小摊卖豆浆汁。

16岁以前，我没有穿过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和袜子，身上始终披着一条拉垮得长长的、像道士服般的灰长袍。

但这或许就是生活。

我父亲很严厉，总说我是家里最笨的一个人。有时他让我拿一把剪刀，我转了一圈愣是找不着。父亲就一个扫帚甩过来。嘿，我一看，原来真像他说的，剪刀就在我眼前。

直到现在，我也还是蛮笨的。注意力只会集中在一个点上，看不到很全面的东西。

年，我上中学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中学停课后，我也就跟着去闹革命。闹到最后到嘉兴农村“上山下乡”。那是年，我还不到16岁。

到农村“插队”后，我每天劳作10来个小时，冬天里赤着脚在布满冰渣子的田埂上开沟、敲肥、耕田，一年劳动多天。即便这样，我的收入还不够自给自足，还得腆着脸“啃老”家里拿点钱。

有一回，我回家看父母，准备起身回农村时，跟母亲要5毛钱坐轮船。因为嘉兴大多都是水路。

母亲却面露难色，怯怯地喊我的小名：“阿国啊，妈没钱，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。”

那我就知道家里确实是没钱了。我也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。那天下午，我走了4个多小时，回到农村已是漫天星光。我在心里暗暗起誓，以后回家再也不坐轮船。

家里条件一般，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，抱怨起不到任何改变境况的作用。我想出了一条“妙计”：到生产队学习手工摇船。当时生产队里经常有前往嘉兴城区载肥料，运回农村的体力活。

这是份苦差事，生产队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。实在是太臭了，熏得人受不了，大家都避之不及。跟一堆肥料同处一船，那滋味不想便知。

然而每次一旦有这个任务，我都十分兴奋，自告奋勇地说我来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有机会回家看看我老爸老妈了，再摇船回农村，等于白赚了5毛钱轮船票。

父亲身患癌症，而我只有18块钱

年，我在生产队起早摸黑地干了多天。每天工资差不多3毛钱，总收入折合元，扣除掉口粮、柴火费用，还能剩下18块现金。

当时一双解放牌胶鞋2块钱，18块刚好够买9双。

少是少了点，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，当我年春节把这些钱拿回家时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一向寡言的父亲，激动得像个小孩子。

他反复跟我母亲叨念：虽然这个儿子笨是笨了点啊，尽管干的还只是农活，但好歹也已经能赚钱养活自己了，不怕饿着了。

望着喜笑颜开的父母，我手里攥着这单薄的18块钱，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因为父亲那时已身患癌症，将不久于人世。

半年后，赶上农村抢收抢种，我回了趟家。第二天，父亲就与世长眠了。

我还记得，临终前他把我母亲叫到床边，叮嘱了几句话，最后指着我，对我母亲说：你以后跟着他，他会养你。

这一幕已经过去快40年了，但时不时还会在我脑海中闪现。如果父亲能看到现在的我赚钱了，他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

父亲去世后，整个家庭就更辛苦了，几乎没有了经济来源。我母亲就到城里一家纺织厂做纺织女工，负担我两个弟弟的生活。

这个经历对我的冲击很大，我想做些什么却力不从心。17岁的我，还没办法为家里提供多少帮助。

我便开始思考：每天这样辛苦劳作，最后得到的却很少，为什么呢？

我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：当时的物质财富太少了。一辆自行车都差不多要块钱，还得凭票分配。如果我能够掌握技术，进而创造物质，是不是生活就会好起来？

于是，我开始半工半学，早上参加生产队劳动，下午学习借来的《机械原理》《机械设计》等书，顺便练练手工。

一本书、一碗米饭、一碗盐汤，日子清贫却充满了盼头。

年，我曾有3次从农村回城市的机会：一是政府给了下乡两年的知青回城的机会，被人拿走了；二是参军，我体检、政审都通过后，被生产大队里一位领导的小孩“插了队”；三是上学，嘉兴有两个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名额，最后却也不了了之。

没办法回城，当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。但我很快就释然了。我不认识任何人，家庭背景也是一块白板。但没关系，我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我还有自己能够依靠。

我暗自立下一个志向，学好技术，或许将来可以做点什么。

被人定了“两条罪”：流窜、投机倒把

很快，我的“本领”就派上了用场。

年，我开始在农村里打零工，帮一些小工厂修理机器。照着书上的描述，我花了两个月把一台农机床拆了下来，该修的修，该捣鼓的捣鼓。最后竟然还修好了。

这份工作的报酬是一天两块钱，两个月就能拿到我在生产大队一年的工资。干一年，相当于在生产大队干六年。

尝到甜头后，我对“技术造富”的路线坚信不疑，每天着了魔似地钻研，琢磨机器是如何运作的等等问题。

往后我就更“大胆”了，不仅是修机器，甚至开始为工厂造机器。

但当时还处于“计划经济”时代，机械设备是由国家控制，计划供应的，替工厂造机器或许是非法的。但我还是根据一些工厂的需求，帮他们一台、两台地建造。

“偷偷摸摸”干了3年后，年，我还是被“逮着了”。有人向上面反馈，说我一不在自己农村里做工，跑到其他地方修设备，属于流窜；二是投机倒把，他说你这个机器从这里买过来，拿到那边卖掉。

我反驳他说不是，我只是把没加工的零部件买过来，装配好后投入生产。我是领薪水，不是做买卖的。他们依然一口咬定我投机倒把，“你一下乡青年，哪来的技术”。

我不服气，就要求他们给我弄一台机器过来，我要当着他们的面一一拆开，最后再装配好来，以自证是个有技术的人。最后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

我被遣送回了农村原籍，逃过了这一劫。

年，所有知青都返回城市。我也回到嘉兴到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，安分了4年。

年改革开放的氛围逐渐在江浙地区形成，最典型的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。我按捺不住，决定留职停薪，承包了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办工厂。

一年时间，赚了不少钱。但当时国内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迷雾还未完全散去，当地政府不允许我们变现，告诉我说：你这个收入也有几十万块了，太多了，你不能拿走。

既然不让兑现，那就回来吧，总归还有其它赚钱机会。年，我从人民防空办公室正式辞职，伴随着“下海浪潮”创业。

但当时一说到个体户，我们嘉兴这代人是看不起的。下海后，我曾用几年工资买了一台冲床，想申请个人牌照。结果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，都不知道该到哪审批个体手续。另外他们本身也很抵触这种事情。

最后我花了几千块钱买的冲床也就扔了，付之一炬。几年的工资就这么没了。

我就开始重新思考，在拥有了技术后，又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，参与到改革开放的“市场经济”中来呢？

赚到万，造出第一辆民用轿车，却是一条走了8年的弯路

年，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燃起“小火苗”。我便用村里的名义申办了一家村办企业，做汽车模具。

凑巧的是，二汽正好在开发一款卡车车头，我花了半年时间竞标、研发，最终赢得了这个名额。人生第一桶金意外地随之滚滚而来，万元人民币。

哗，多万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多了。那时国内洋溢着一股追求财富的热潮，“要挣钱，到海南；要发财，炒楼花”的口号、倒卖国库券的传说、炒股票暴富的故事等等，选择很多。

但我心想这都不是我的路，我琢磨着：要是我们中国人几万块钱就能拥有一台车的话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
这是我们技术人员渴求的梦想。那时有一辆很大、很土的“幸福”摩托车都很了不起。更别说桑塔纳、夏利了，一台要卖到10多万。

我们便找到二汽合作，研发所谓中国民企第一台家用轿车。年，梦想成真，一万多个零部件的第一台轿车真的被我手工一榔头、一榔头地敲了出来，通过了国家技术测试。

作为产品它是合格了，但想要大规模生产还需要国家批准的“准生证”。你上了国家的汽车管理目录，就可以在市场上卖，否则就上不了汽车牌照。

作为一家农村股份制企业，我们是没有资格进入管理目录的。情况大大地出乎了我事先的预料。两年时间，我前前后后申请了好多次，北京嘉兴折返跑，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。

好不容易赚到的多万，也快烧光了。眼看着工人的工资快要发不出了，我有点儿灰心，盘算着是不是该放弃了。

但承蒙老天眷顾，年初，事情迎来了转机。一家新加坡造车企业来到嘉兴，他们看上了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，想把美国最先进的造车技术引入中国。我们一拍即合。

造车的激情再次被点燃。我每天睡很少的觉，从白天到黑夜，一股脑地浸泡在技术堆里。

年，第二辆新车终于被造了出来。我开着它疾驰在陡峭山地上、寒冷高原中，美国60、70度高温的盐碱地死亡谷里也有我驶过的痕迹。

心情激动得很呐，就像见证了自己孩子的新生。我甚至幻想着，有一天我们的车能被开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。

然而我们依旧被老问题绊倒了，没办法上国家管理的生产目录。

这次我们学“聪明”了一点，通过某种渠道报告给了当时管汽车工业的李岚清副总理，并向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司长张小虞报告了这件事情。

他们都很支持。但到了具体办理手续的过程中，我们依然“撞墙”走不通。

年，一次偶然机会，嘉兴市陈德荣副市长得知此事，带了政府里方方面面各机构部门的领导20多个人，来我们厂里开会。

他问我造车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。我说牌照没办法处理。

我跟陈市长提了一个折中方案：在嘉兴建一个50辆车的出租车队，只在嘉兴范围内开。我们提供出租车，汽车牌照政府是不是能发给我们？陈市长说：“到时候相关部门去研究一下。”

没想到，我这一报告完，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到工厂时，交通部门的人已经在门口站岗了。他们知道我的车没有牌照，跟我说：你的车不能上路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没有牌照就不能上路。现在都知道这辆车要上路，如果不来管，是不是就失职了？他们是按这个逻辑来的，一点都没错。

于是，我们拿着材料到政府部门办手续。但他们却说，市长说什么没用，市长签字也没用。我们是归省里管的。市长签字有什么用。

我们就到省里去。但省里的人说这个要“光盘”，就是汽车的目录管理。没进产品目录，你不用来说。到汽车司去申请呢，又说你没资格申请。绕进了一个“死胡同”。

这就是当初体制跟市场的冲突。管理体制不允许你那样去造车。当然，这种冲突不是很激烈，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没办法打破。

到年，我能用的资源都用了，能花的钱又一次基本花光了。外国人对我们在中国上牌照也没了信心。最后，在还能付得起工人工资和补偿之前，我把这家合资公司解散了。好几百辆车就这么报废了。

也就是这一年，我听说李书福第一台吉利轿车顺利下线了。他们那儿很热闹，我们这儿稍许有些落寞。

但我也不遗憾，毕竟曾经亲手造出了两辆车。更关键的是，我没有欠任何人钱，况且还培育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。

我安慰自己，总还会有一片天地的。

“唐总，你是不是在洗钱？”

机会来得很突然。年初，我看上了电动座椅这个生意。

传统椅子都是固定的。我心想，如果我们做一个能平躺下来，或者老人想站起来时能升起来的椅子，那是不是很好？

我们就开始研究。我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卖了，把公司资产抵押给了银行作为启动资金，算是豁出去了。这次创业要是再失败，那只好老实找份技术工打了。

电动座椅的技术相比造车就简单得多了。不到一年，我们就做出来了。这个产业在当时近乎于零的规模，是个新鲜事物。

当我们抬着电动座椅到各个展会参展时，大家眼神里都是止不住的好奇，左看看、右摸摸，都想买一台回家尝鲜。

就这么火了，许多外国公司都提出要和我们买技术。年，我们和一家美国公司礼恩派达成了协议，它是美国这个领域的垄断性公司。礼恩派花了我们投入近30倍的价格，把技术买了过去。

这在当时的嘉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。我到嘉兴科学技术局备案时，有人觉得很奇怪：“我们都是跟外国人买技术，你怎么把技术卖给外国人了？还是好几千万，这怎么可能。”

外汇管理局也同样感到一头雾水。交易完成后，礼恩派的美金要转到国内来。当地外管局就找到我，要审查我。因为我们公司当时没有多少资产，双方也没有发生实质贸易，只签了一个技术转让合同。

外管局的人死活都不相信，他也没明说你在洗钱，就是反复嘀咕“怎么可能，你怎么可能”。

后来我和他们都快成老熟人了，每次一有技术转让给国外，我就知道他们准要来审查我了。

万一成功了呢？

电动椅技术卖出去后，年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：每逢经济下行，懒人经济似乎就会兴起。人们都窝在家里不出门旅游了。相应的，他们对沙发和床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。

我就决定研究电动床。我找到曾经一起造车的汽车设计师合作，两个美国人。

年，我们和美国人就进入了智能电动床这个领域，在中国和美国分别设立一家公司，中国公司负责技术研发，美国公司负责销售。我管这叫“中国造，美国卖”。

5年后，年，我们每年已经可以销售20万张电动床了，在美国市场有了影响力。美国公司的估值也超过了1.5亿美元。

年下半年，随着美国公司估值不断抬升，原有管理层的思想也悄悄发生了变化。

他们请职业经理人做了一个模型分析，得出结论：“中国制造”这个环节，分走了他们一部分利润。如果在“美国造，美国卖”，他们能赚更多的钱。

于是他们决定“吃独食”，自己研究技术自己干。但他们或许把制造这件事儿，想得太简单了。

美国这家公司建的工厂，半年时间内一张电动床都没能造出来，反倒把市场信誉做坏了，得罪了中国的制造商。

资金链最终也断裂了，公司濒临破产，找到我们求助。公司里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多，都害怕被美国公司拖下水，认为“隔岸观火”最妥当。

但我一想到，许多家上下游公司或许会因此而破产，最终还是决定并购他们。

收购完成后，我几乎没有动它原有的组织框架，只是把提出“美国造”的两个混蛋赶走了，继续坚持“中国造，美国卖”。市场很快就稳定了下来。

这并不是说“美国造”不行。只是因为电动床制造技术是中国原创出来的，是我们多少技术人员，多年来在车间里夙兴夜寐、挥洒汗水，扎扎实实一锤头、一锤头沉淀下来的。“美国造”短期内并不具备制造技术条件。它怎么去制造？

本来一件极端的坏事儿，差不多几家公司都破产的状况，经由一个并购扭转了过来。我们的产业链也因此而完整了，取得第一步成功，此后多年也一直保持在电动床领域的世界第一。

回首创业往事，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，时代从来没有亏欠过任何人。人生的选择权也一直在自己手中。哪怕我们脑袋可能转得不够别人快，手脚也不够其他人灵活，甚至会因为近乎愚蠢地笃定某个念头，而走过许多弯路。

但这都没关系，你只要足够专注执着，浑身一股“犟”劲儿。我想，哪怕是“笨小孩”也总能等来天才打瞌睡的机会。

就好像荀子在《劝学》里说的那句话，“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”

万一成功了呢？你说是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