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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宝江：武汉抓住了一次重要历史机遇

口述人?

赵宝江，山东烟台人。年毕业于清华大学。历任武汉市建筑设计院院长，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市规划局局长，中共武汉市委秘书长、副书记，武汉市副市长、市长，建设部副部长。年10月至年1月任武汉市市长期间，兼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小组组长。

武汉经济开发区的缘起

武汉当时怎么想起来要搞开发区？我想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要了解这个问题，就必须首先对当时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要有所了解。那个时候沿海的改革开放大潮冲击着武汉，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，深圳、厦门、大连、天津都兴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小平同志还有个题词：“开发区大有希望。”1

那些开发区，市委、市政府两家研究室的同志去考察过，我也去考察过。这些新兴的开发区改革开放的力度确实很大，中央又给政策，又给钱，1平方公里2个亿。沿海城市开发区的探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。我们武汉是改革开放后批准的省会城市中第一个计划单列市，改革开放都应该走在前面呀，所以，看了外地的经验，我们也想赶快搞开发区。其次，想搞开发区，也是当时武汉经济结构要转型的客观要求。武汉原来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城市，经济实力很强，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排在四名左右2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，沈阳和武汉差不多，有时他在前，有时我在前。广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们后面。可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形势大变，沿海城市发展非常迅猛。武汉没有新的政策刺激，结构老化，老产品不适应市场，新产品又上不来，眼睁睁地看着工业不断往下滑。那时候省里有一句调侃武汉的话：武汉市有什么产品啊？一个棉花糖，一个铜锣，就是棉花糖敲铜锣!3这些话让王群同志和我都坐不住啊。当时咱们武汉除中央下放的企业外，只有2个获奖名牌产品，棉花糖和铜锣，都是小产业，小规模，产值不高啊！

我们当时还有几个产品在市场上比较有名，但是问题也比较多：香烟，永光香烟，那是要凭票供应的产品，春节一户2盒永光烟，很紧俏。可是经常出质量问题。省里说，我要抽你的永光烟，还得提防爆炸！香烟抽着抽着，突然啪地一响，什么原因呢？那个烟梗秆没有膨化，结果一烧，它啪地炸开了。由于供不应求，“萝卜俏了不洗泥”，一些工序管理不严格，质量就保证不了。此外，我们还上了一些轻工产品：那时洗衣机上了，手表也上了，三转一响，电视机也上了，但都有质量问题，而且规模不大，都是小打小闹。总之，那个时候整个武汉面临转型的问题，我们很着急。

怎么样来调武汉的产业结构呢？我们一直在做汽车梦。一是武汉的汽车工业有一定的基础，有专门的汽车工业公司，还有一帮子技术工人，当时轻汽的产销情况也是挺好的。二是因为汽车产业链很长，涉及机械、电子、化工、钢铁、橡胶、玻璃、石化公路运输等产业，有的统计说，汽车产业能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。所以，我们很想把汽车产业做大。三是二汽在湖北，武汉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当时我和王群同志还专门去重庆，考察了重庆的长安汽车。原来我们有个概念，觉得这个小轿车好搞。既然我们能搞出武汉吉普，就能搞小轿车。到了重庆考察后才知道，轿车跟卡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。轿车生产工艺复杂，加工精密，一辆车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。它的技术含量非常高，它不能像我们那样靠手工能敲打出来，汽车工业是集聚了众多现代技术精华的产业。这是当时考察了解的知识，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武汉自身造不了轿车，必须依靠二汽的技术、人才，同时还要跟国外合资，才能够上轿车。为了实现汽车梦，从王群、吴官正开始，市委、市政府的一批领导跑十堰，我从年当市委常委、秘书长时就开始参与跑这个事。这个事儿呢，几届人前赴后继，包括郑云飞书记都跑过。还有几位老领导也都帮忙跑过汽车项目。因此，开发区的缘起，最主要的还是与汽车梦有关。

年2月11日

武汉市委常委会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当时为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）召开现场办公会

从左至右分别为：钱运录、赵宝江、谢培栋

30万辆轿车项目的角逐

30万辆轿车项目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，需要国务院来定。它不仅涉及资金、政策，还涉及计划，涉及国家的战略布局，地方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定这个事。所以，全国很多城市都到北京找国务院争这个项目。武汉也不例外，把它作为最大的发展机遇，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项目定点武汉呢，我们除了自己跑北京，还找了很多关系来帮武汉。例如武汉市有个老领导叫周季方4，你们知不知道？那时他正好和我住在一个院子，他是湖北武汉的老领导。周季方过去有个警卫员，叫方杰，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当时的党委书记。周季方是四川人，他找到方杰，毫不客气地用四川话说：“你得给老子叫叫，把这个汽车项目摆到武汉来！”找领导关系这是我们动用的一个渠道。

第二个渠道是同学关系。二汽的陈清泰5是清华的毕业生。我和官正也都是清华的，我们与陈清泰、马跃都是前后期的同学，利用同学关系来跑项目比较方便，但是那个时候同学关系很单纯，从来没有请客送礼。后来汽车项目能够定到武汉来，与同学的相助也是分不开的。

第三个渠道是老乡的关系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人，就是陈祖涛6。他是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儿子，汉阳县人，按现在的区划名称是蔡甸人。他是方杰的前任，但是他那时候已经上到更上一层了，代表国家来选址，二汽中法合资的汽车项目落地到哪里由他提建议。当时，武汉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浙江同时竞争这个项目，十分激烈。在我国，武汉上汽车项目，条件应该是最好的：第一是有雄厚的工业基础，第二是交通特别发达，第三是地理位置居中。前几年我到长春去，黄关春7告诉我，一汽一直想到武汉来建厂。为什么呢？武汉的地理位置好。汽车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它块头很大，在市场的中心，它的运输最省。同时，武汉两江交汇，水运发达。所以武汉从几个角度讲，上汽车项目，资源条件是最好的，得天独厚。

但是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湖北省的想法和我们是有差异的。因为武汉计划单列，财政上与省里分灶吃饭，所以省里就想把这个项目放到襄樊。陈祖涛有一本书《我的汽车生涯》，里面讲了这件事。陈祖涛到湖北来做工作，帮助省领导分析当时的竞争态势，说：“你如果不把这个项目放在武汉，那么这个项目在湖北省可能就争取不到了。因为湖南岳阳靠长江，人家也有工业支持，还有镇江、杭州几个地方条件也很好。”陈祖涛是代表国务院来选址的，他的话代表了国务院的意见，这样省里才改变了想法，但坚持总装厂放在武汉，发动机放在襄樊。这个方案虽然陈祖涛有不同看法，但也不得不和稀泥，尊重地方党委意见8。我同意陈祖涛的看法，30万发动机放在襄樊给武汉的汽车制造留下了一个遗憾……为什么广州后来居上？人家总装和发动机放在同一个地方啊！我们发动机在襄樊，总装在武汉，增加了成本，影响了配套。轿车项目定点的最后确定，是在年一次国务院专题会上，那次会议是邹家华主持的。参加那个会的代表有武汉市，有湖北的襄樊，有湖南省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。大家一起打擂台，讲自己的优势和招商的优惠政策。在开会之前，我们做了大量的功课，对二汽的要求和其他几家准备开出的条件有一个基本了解。因此，我们研究了一个最吸引人的方案——免费提供亩地，连征地费都不要你的。这个条件让邹家华同志都感到惊讶！当时邹家华同志就说：“宝江同志啊，你说话可是要算数的啊，我这儿都录音啦。”我明确地说这是代表武汉市委、市政府的意见，我们可印红头文件给二汽，亩地一分钱不要。这个条件给汽车厂的初始投资省下一大笔钱啦，当时这个条件对二汽也是一个打动。面对国务院领导同志，我说我代表武汉市委市政府，不是我个人的意见，我们一定要做到。一听邹家华讲这话以后，其他几家都慌了。都纷纷争讲各自的优势和条件，江苏的计委主任一看形势不对，提出了拆分项目的主意，他说：“何必这样呢，家华同志，你把30万辆车拆开，10万辆一家，不是可以分三家吗？”那时候很多人缺乏汽车经济概念，不知道小轿车生产最小的规模是30万辆。这些故事，反映了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。我们市委市政府当时做了好多工作，除了二汽的工作，还有，陈祖涛的工作、中汽总公司的工作，我们踏踏实实地拿出了具体措施，包括班子的组建，初步规划的制定，甚至在沌口已经开始破土动工，有一种势在必得的决心和气势。

敢闯敢冒攻坚克难

经过激烈的竞争，30万辆轿车项目定在了武汉的沌口。但是欣喜过后却体会到沉重的压力。因为真正让武汉市独立建开发区时，我们顿时感受到了重重困难。难在哪里呢？

第一个困难是太穷。武汉市政府是一个吃饭的财政，根本没有钱搞经济建设。当时穷到什么程度？武汉市市长的预备费，只有防汛救灾的预备费，每年才万元。从财政是挤不出钱的，我当时东拼西凑给了任德亮万多9，我说钱只有这么一点，但你要想办法把开发区建起来。记得德亮主任总跟我叫没钱呀，我说没钱你也得给我干。那时用钱的地方多，来钱的地方少，十个坛子八个盖，怎么也盖不住。一个穷字，可以反映当时整个武汉财政的状况。

第二个困难是没有政策。我们拿到的是一个需要投资的项目，而不是开发区的牌子，也就是说中央没有给武汉优惠政策，更没有给配套的资金，没有优惠条件就不好招商。我们那时只能大着胆子闯。当时有个说法，是什么“绿灯走，黄灯闯，红灯绕”，总之要想方设法往前走。

第三个困难是因为武汉计划单列，与省里财政分灶吃饭，在经济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。虽然是上下级关系，但在经济发展上有时会成为竞争关系。当时有句顺口溜，全省领导都知道，叫做“老大分了家（武汉市），老二不听话（二汽，省、市各家管一半），老三要改嫁（宜昌，当时说要划入三峡省）”。所以对武汉市，省里支持不多。

第四个困难是二汽态度的变化。在年之前，陈清泰很支持武汉。陈清泰驾驭能力非常强。但是年陈清泰调到北京以后，换成了马跃。马跃驾驭不了后来的格局，他就把国家给的专项投资撤走，投到了襄樊，上襄樊轻汽，等于说我们国家对神龙汽车总厂的投资不落实。后来在这儿负责整个经营管理的宋祖卫实在撑不下去了，三次打报告要求辞职，都没有批准，他就不干了，失踪了一年。这就是说，二汽还有过三心二意的时候，还有过这些事情。这是后来的情况，前期是支持的，后来到马跃那儿，他内部的矛盾，把我们给弄苦了。

开发区当时的困难确实很大，难以诉说。其中，它中间还有个波折，就是年风波以后，法国雪铁龙正式宣布，他不跟中国合资了。当时我们，哎呀，真是悲观失望。那个时候我跟任德亮同志一起吐苦水，我说怎么办呢，这开发区都搞到这样啦，地都平了。我说：“德亮呀，再不行咱就种橘子吧，变成橘子园，你就做橘子园的园长。”那时确实很悲观，但是我们没有退缩，破釜沉舟，决心坚持，还要继续干。

困难这么多，我们怎样克服的呢？

我们只有一条路——改革。从年开始，我们搞计划单列，改革搞得轰轰烈烈。国务院和国家体改委对武汉市的改革是非常支持的。武汉市从王群同志、吴官正同志开始，在用人上，在体制上，大力改革。当时，武汉市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，得到国务院和国家体改委的支持。那个时候，我在中南海，没有进不去的办公室，哪个总理办公室都能进去。武汉市的改革很有名气啊。许多全国的改革座谈会、研讨会都在武汉召开。我们在改革方面比较大胆，按照中央精神敢闯敢冒，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。但是我们个人，那时候没有一点儿想搞点什么私利的想法。说个插曲啊，当时武汉敢冒的一个事例是建武汉机场。国家计委给我们批了3.4亿建飞机场。跑道米，规格都很低。我们这些参谋班子一研究，就跟我讲，不能那样做，机场等级太低，很多飞机都不能在这里起降，当时国家计划是很严格的，超过计划就需要重新报批。我们就冒着胆子，把跑道长度增加到米，同时把厚度也增加了，相应的各类配套也提升了，总之，把机场级别提高了一个档次，投资预算从3.4亿增加到了14亿。年，飞机场快建好了，国家计委正式向国务院写出报告，通报武汉市违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，超规模、超标准，突破预算建武汉机场，要通报处分武汉市和有关领导。随后国务院正式通知我们去汇报。邹家华同志主持那次会议，我带着增涛、何燕去了，在会上我就作检讨呀，当时民航总局跟我们担了担子，他们表态说：“武汉的这个规模和标准，我们是同意的。”后来邹家华同志就说话了：“这个事儿，武汉市确实是超了概算，超了规模，违背了建设程序，但是武汉市人民政府作了检讨，还比较深刻，市长也亲自来了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”就这么批评了，到此为止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

武汉机场也保下来了。

关于开发区的改革，一个改革就是小政府、大社会。我们配了一个少而精的工作班子来管理这个开发区。为什么当时我兼主任呢？就是要把政府这一套权力纳入进去，而且把我们当时最得力的干部、政府秘书长任德亮同志派到那里去。德亮同志应该充分肯定！他任劳任怨，干事很有魄力，很果断，人缘关系熟得很，协调能力又很强。他带去的人不多，但很快就打开了局面。再一个改革就是举全市之力办开发区。我们当时鲜明地提出，开发区是全市的开发区，开发区克服困难，靠的就是各部门的齐心协力。开发区的主任是市长，具体操作的是秘书长。我们每个月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。当时有一个口号，叫“谁家的孩子谁来抱”。分片包干，比如道路——建设局解决；水——自来水公司解决；电——供电局解决……。包括给市委办公厅也分任务，到现在刘彩木10还记得有一段绿化任务由市委办公厅负责，刘彩木他们扛着镐啊、锹呀，就在那儿干。当时好多人发牢骚，开发区就打出我的牌子，说这是市长分的。还有一项改革就是人事改革。开发区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开发，但是当地的区政府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跟开发区较劲儿。我们就把当地主要领导给换了，其中一位调到了开发区，通过换位思考，观念就变了，他再调头做工作，就比较好做了。

年2月11日

武汉市委常委会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当时为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）召开现场办公会

中间为赵宝江

开发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，我们就在土地开发上做文章。这里有一个花絮值得说一说，年10月，李鹏总理、邹家华副总理来开发区视察，并兴致很高地试驾了刚刚下线的“富康”牌轿车，这两位领导，我曾多次跟他们汇报工作，都很熟。邹家华就说：“宝江，李鹏同志开车不行，我来开。”李鹏同志就坐在旁边副驾位，我坐在后头，邹家华就把车开起来了。李鹏和邹家华心情非常好。就在车上，李鹏同志问我：“宝江，我没给你一分钱，你怎么建的这个开发区呀？”他看到那时开发区已经有一定规模了，就问了我这个问题。我就说：“报告总理，我跟农民手里征地，3万块钱一亩，平整好以后，这汽车厂落地，这地就值10万块钱一亩。我就靠这土地的增值来建开发区。”李鹏说：“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”试驾完了以后，大家就到会议室了。邹家华同志就问当时二汽的负责人马跃：“哎，我问你，武汉市政府亩地不要你们的钱，兑现了没有？”马跃说：“兑现了，兑现了。”邹家华肯定地说：“武汉市还不错，说话算数，你们是讲信誉的。”

其实那亩地当时不是白给的，是收的租金。这个汽车工业有一个发展规律，他们叫“黑三角”。怎么叫“黑三角”？投资非常大，开始几年是没有利润的。投资越大，下面底座就越大。慢慢升起来就变成了盈利，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。如果投资减下来，它这个三角的底边就小，对他们来讲很有利，可以低成本起步。所以我们那亩地，不要他买，只收点租金，他们从投资角度是非常划算的。后来项目盈利了，他们就把地买回去了。除了缺钱，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就是汽车下线了，怎么销出去？年，神龙汽车已经生产了多辆，堆在停车场卖不出去。那个时候家庭轿车一辆都没有，轿车销不动。他们就来找了我，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——更换出租车，出租车一律换成咱们自己的富康，这样才把它的库存给腾出来。不帮它解决问题，它只能堆在那儿压在仓库里。为此政府下了一个文，武汉市新买轿车，不准买桑塔纳、夏利。这个文呢，没想到就被别人拿着告到国务院。当时朱镕基批示：“无法无天！”要派人检查处分。然后就真的来啦，我跟来检查的人讲，我下这个文，不是我发明的，我是参考了上海和天津的办法，我说是别人发文在先啦。我把上海和天津的文都复印交给来调查的人拿回去了。当时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不大宽松，宏观调控很紧。我觉得我们的开发区，在全国一些开发区当中，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。当时还是靠全市人民的努力，使得开发区挺过了难关。

开发区是一种很好的创新体制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年汽车项目的确定算起，已经30年了，从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算起已经25年。开发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小平同志“开发区大有希望”的指示，推动了世界上的一种新的创新体制。现在我们到非洲去支持他们的发展，也是搞开发区，划定一个地方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的软硬环境，企业到哪儿去？哪里成本低，哪里能赚钱，它就到那里去。开发区就是要创造一个对企业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，软环境就是办事效率；硬环境就是水电路气，包括运输等。当时我们就是围绕创造良好的投资条件来干的。开发区小政府大社会的目的，就是要营造有利于招商引资的环境，软环境、硬环境都应该营造好。这个目标要想在全市达到不容易，但在某个范围内就有可能做到。我们国家在改革中就有了开发区的发明，在一个小范围内，我跟你创造最好的世界奇迹……

现在回过头来进行总结，我感到当时武汉下定决心办开发区是抓住了一次历史机遇，我就跟我们兄弟城市比，跟沈阳比11。沈阳原来在全国是老四，我们武汉是老五。我觉得我们这一着棋是走对了。我们的经济转型，有两个新型的技术开发区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，有汽车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。“光谷”定在武汉，现在看来是对的。像我们现在的发展势头——当然这发展态势不仅仅是我那一届党委和政府，而是历届党委和政府持续努力打造的。武汉今天的发展势头比较好，与当年的经济转型有一定的关系。你像沈阳现在，我就感到转型不太好。它的人口下降，人才外走，这是一种表象征候，这对政府压力很大呀。特别是年轻人外流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反映这个地方投资环境不好，就业率不高，所以他不在你这儿呆。武汉现在是年轻人愿意在这儿，特别是市委、市政府采取措施留住大学生就业创业，这是个很好的信号。就业率比较高的时候，经济就增长；就业状况不好的时候，经济就下降。不知道的人只看GDP，实际上GDP背后是就业率。政府讲民生，民生很重要的就是就业。只有经济结构适应市场需求，就业率才会高，老百姓荷包才鼓得起来。上开发区，调整产业结构，这个路走对了，不是我个人的决策，我的老领导王群、谢培栋等同志当时很支持，我当市长的时候，我提什么条件，王群同志满足什么条件。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室的这些精英给我出谋划策，参谋班子、咨询班子这些人出了很多很好的主意。政府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，是大家共同的智慧，还有整个国家大势。没有小平对开发区的支持，没有沿海改革开放的范例，我们不可能有上开发区的想法，如果没有二汽给咱们的启发，没有二汽这帮子人才作支撑探索汽车产业发展的新途径，怎么会想到上轿车？如果没有开放的大气候，没有到世界去走走，看看别的国家的发展状况，了解世界汽车行业态势，咱们也不可能决定上轿车、上开发区。当时，我们充满信心，是有条件上，没有条件也要上。改革开放后，沿海开发区的条件很好，配套了很多政策，包括税费的减免呀，可以把很多项目和企业都吸引到那里去呀，它成本低，企业愿意去。我们没有政策，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创造条件，把水电路气都接通了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，人家才愿意往你那里去。不然，人家企业到你那儿去干啥呢？

还要再说一次，两个开发区的建成，是整个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班子都形成一种共识，各个部门都要为开发区作贡献。实际上，市里各部门哪一家都是有困难的，那时政府和部门都很穷，一年就那么几个钱，但是有问题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。你那水电路气、铁路都上得去，连二汽要求的煤气也跟它通了，那时咱们煤气很紧张呀，但要先给它通上啊。那真是咬着牙干！宁愿扣了全市的民用煤气用量，也要保它呀。为开发区，全市老百姓也作出了牺牲。反过来，开发区也为武汉市作出贡献，交税呀、就业呀，带来经济繁荣的景象啊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。为了一个目的，克服一时的困难，最终还是好了老百姓，发展了武汉。现在可以说，20世纪80年代，在历史大潮、历史机遇面前，我们跟上了潮流，没有误点，没有掉队，还是抓住了这个机遇。

今天，武汉市的两个开发区已经成为了武汉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，我相信这种创新的体制在武汉的未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/口述整理：杨卫东/

1年5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》：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，有条件的城市可以“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，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”。当年9月25日，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开发区）——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。年8月，邓小平同志来到成立刚刚两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泰达），充分肯定了开发区的工作：“对外开放还是要放，不放就不活，不存在收的问题。”“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，这是个很大的优势，我看你们潜力很大，可以胆子大点，发展快点。”同时，写下“开发区大有希望”的题词。

2据资料显示，武汉在年以前工业总产值一直领先于广州，年以后广州超过武汉。武汉与沈阳曾经不相上下，年以前沈阳经济总量比武汉略高。年、年武汉则比沈阳高，但是直到年，沈阳GDP总体讲要略高于武汉。

3铜锣是指由武汉著名的铜响器制造业老字号“高洪太”制作的抄锣，它是汉锣的代表，历史悠久，锣声洪亮，造型美观，在海内外很有声誉。年，世界著名乐团指挥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中国访问，中央乐团将高洪太制作的一面直径1米的大抄锣赠送该团作为礼物。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首都体育馆的首演式前，演奏团员敲响了这面锣，全场为之轰动。于是，波士顿乐团将锣带回了美国，这也是高洪太铜锣第一次走向世界。年9月，“高洪太抄锣”获得国家质量银质奖，在那次评比中，这是全国铜响器业唯一的获奖产品。年，日本名古屋市长西尾喜武写信给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，希望高洪太锣厂能为他们做一面世界最大的锣。锣厂工人历时近三个月，终于制成了两面，其中一面于年送往日本。这面抄锣直径厘米，声似春雷，气势磅礴。名古屋市长十分珍视，并把这面锣取名“武汉”。另一面直径厘米的抄锣则至今依然放在高洪太锣厂里。棉花糖由武汉糖果厂生产，曾获国家金奖（一说获银奖）

4周季方（—.09.07），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年3月至年春，先后担任阜宁县委书记，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，新四军五师鄂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，中原财粮委员会副主任，陕南区委秘书长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随营学校党委书记、政委，洛阳市委、地委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武汉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兼统战部部长，中南局民政部副部长，国营五三农场场长，湖北省农垦厅厅长党组书记，省计委副主任，省储备物资局副局长、党组副书记。年1月至年3月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，党组成员、党组副书记。年12月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。

5陈清泰，男，河北丰润人，年出生。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，后留校任教。年8月任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厂长。年6月兼任东风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，获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。年5月兼任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同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、党组成员。年至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。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
6陈祖涛，年生于湖北汉阳。红军著名将领陈昌浩将军之子，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，也是二汽创建人之一。年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，历任总工程师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。曾任中汽总公司中汽联合会理事长。年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，参与国家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工作，